在英国留学的四年免息配资平台，我和一个英国女孩合租了整整四年。
从刚到伦敦时的手足无措，到后来的默契十足，我们陪着彼此走过了最难忘的一段青春。
直到毕业回国前一晚，收拾好所有行李的我，正准备最后检查一遍房间，她突然从客厅走过来，挡住我的去路，语气很认真：“要不要留下来当我秘书？”
我叫林默，四年前，我独自一人来到英国伦敦，攻读机械工程硕士学位。那时候的我，刚走出国门，对伦敦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又好奇，同时，也充满了不安和忐忑。
我从小生活在国内的一座小城，父母都是普通的上班族，家庭条件不算富裕，为了供我出国留学，他们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笔钱。
所以，从踏上伦敦土地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不能辜负父母的期望，毕业之后，一定要找一份好工作，尽快还清家里的债务，让父母过上好日子。
刚到伦敦落脚的时候，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——租房。伦敦的生活成本高得离谱，尤其是市中心的房价，更是让我望而却步。学校的学生宿舍名额非常紧张，排队至少要半年起步，而且宿舍的条件不算好，空间狭小，价格也不便宜，每个月的租金差不多要五百英镑，这对当时的我来说，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外面的单人公寓更夸张，稍微靠近学校一点、条件好一点的，月租一开口就是一千英镑往上，换算成人民币，差不多一万块钱，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。
我的奖学金每个月只有八百英镑，勉强够覆盖学费和最基本的伙食开销，想租一个像样的房子，根本是痴心妄想。
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在网上刷租房信息，从天亮刷到天黑，看得眼睛都发酸，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房子。
我甚至开始考虑那种偏远地区、条件简陋的地下室，一个月三百英镑，常年见不到阳光，阴暗又潮湿，而且距离学校很远，每天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去上学。可即便是这样的房子，也有很多人抢着租，我排了好几天队，也没能租到。
走投无路之下，我只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去学校的公告栏看看，希望能找到一些招室友的帖子。公告栏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广告，有二手物品转让的，有兼职招聘的，也有招室友的。我一张一张地看过去，心里越来越失望，要么是租金太高，要么是要求太多，要么就是已经招到人了。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，一张不起眼的招室友帖子，吸引了我的注意。
帖子是用英文写的，字迹很工整，内容很简单：“合租找室友，女生优先，会做饭优先，房租四百英镑，水电网全包，地址在伦敦市中心，靠近国王十字车站，有意者请发邮件联系，邮箱地址：isabella@163.com。”下面没有留电话，只留了一个邮箱地址。
我站在那张帖子前，看了很久，尤其是“会做饭优先”“房租四百英镑”“水电网全包”这几个字，反复在我眼前浮现，像是黑暗中的一束光，给了我一丝希望。
我从小就跟着奶奶生活，奶奶很会做饭，我十二岁的时候，就已经能独自下锅炒菜了，家常菜、硬菜，我都能做得有模有样，味道也很不错。虽然帖子里写了“女生优先”，但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房间，也很珍惜这个机会，而且我会做饭，这应该是我的一个优势。
我没有犹豫，立刻拿出手机，记下了那个邮箱地址，然后回到了临时住的青年旅社。青年旅社的房间很小，住了六个人，环境很嘈杂，根本没法安静下来。我找了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，打开手机，小心翼翼地写着邮件。
邮件里，我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：林默，中国留学生，来伦敦攻读机械工程硕士，会做中式饭菜，性格开朗、细心、爱干净，能够按时交房租，希望能有机会合租。我还特意强调了自己很会做饭，每天都可以负责做晚饭，希望能弥补自己是男生的不足。
邮件发送成功之后，我心里一直很忐忑，坐立不安，生怕对方不会回复我，生怕自己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。我在青年旅社里待了一整天，每隔十分钟，就会打开手机，查看邮箱有没有新的消息，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。那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那个招室友的帖子，全是自己写的邮件，心里既期待又不安。
没想到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收到了对方的回复。邮件很短，只有一句话，用的是简洁的英式英语：“明天下午三点，来看房。地址：伦敦市中心，尤斯顿路123号，3栋502室。伊莎贝拉。”
看到邮件的那一刻，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所有的不安和忐忑，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了。我立刻回复了邮件，告诉伊莎贝拉，我明天一定会准时过去看房，谢谢她给我这个机会。
第二天下午，我提前半小时就出发了。我特意换上了自己最干净、最整洁的衣服，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，不想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尤斯顿路位于伦敦市中心，交通很便利，靠近国王十字车站，周围有很多商店、餐厅和咖啡馆，环境很好。我按照邮件里的地址，找到了那栋公寓楼，公寓楼看起来很新，安保也很好，门口有保安值守。
我按下了502室的门铃，门铃响了两声，门就被打开了。开门的是一个英国女孩，年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，身材高挑，金色的长发披在肩上，皮肤很白，五官精致，尤其是那双浅灰色的眼睛，清澈又明亮，看起来很漂亮，气质很优雅，又带着一丝冷静和干练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她叫伊莎贝拉·琼斯，二十三岁，比我年长一岁，当时正在伦敦一家颇有名气的律师事务所实习，专业能力很强，性格也很独立。
见到她的那一刻，我有点愣住了，一时之间，竟然忘了说话，只是傻傻地站在门口。我没想到，招室友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漂亮、干练的英国女孩。
伊莎贝拉看着我，眉头微微挑了一下，率先开口，用流利的英式英语问道：“你就是邮件里说，会做中餐的那位中国留学生？”她的语气很平静，没有一丝热情，也没有一丝冷漠，听起来很专业，像是在处理工作上的事情。
我反应过来，连忙点了点头，语气有些局促，也有些紧张：“是的，您好，我叫林默，很高兴见到您。我确实会做中餐，家常菜、硬菜都能做，味道应该还不错。”
伊莎贝拉上下扫了我一眼，目光很平淡，没有过多的停留，然后又开口问道：“男生？”
“嗯……”我更加局促了，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，连忙解释道，“我知道您的帖子里写了女生优先，但是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房间，我现在还在临时住青年旅社，环境很不好，没法安心学习。而且我可以保证，我很爱干净，不会把房间弄脏，也不会打扰您的生活，我每天都会负责做晚饭，您下班回来，就能吃到热乎的饭菜，不用自己动手。”我一口气说了很多，生怕她会直接拒绝我。
伊莎贝拉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看了大概十几秒，然后侧身，把门完全推开，语气依旧很平静：“先进来吧，看看房间。”
我心里一喜，连忙说了一声“谢谢”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公寓。一走进公寓，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艳到了。公寓出乎意料地宽敞，面积至少有一百一十平，装修很简约、很精致，以白色和灰色为主色调，看起来很干净、很舒服。
客厅的采光很好，一面巨大的落地窗，把外面的阳光全部引进来，照亮了整个客厅。落地窗外，是连成一片的伦敦街景，能看到远处的高楼大厦，还有偶尔驶过的红色双层巴士，景色很美。
客厅里摆放着一张灰色的布艺沙发，一个白色的茶几，茶几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个玻璃杯，还有一盆绿色的盆栽，给简约的客厅增添了一丝生机。沙发旁边，是一个白色的书架，书架上摆满了书，大多是法律相关的书籍，还有一些英国文学名著。客厅的一侧，是开放式厨房，厨房很干净、很整洁，各种厨具一应俱全。
伊莎贝拉走到客厅中央，简单指了指公寓的布局，语气平淡地介绍道：“公寓有两个卧室，一个卫生间，厨房和客厅是共用的。你的房间在这边，我已经收拾好了，里面有一张床、一个书桌、一个衣柜，还有一个小阳台，足够你使用了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带我走向其中一个卧室。
我跟着她走进卧室，卧室的面积不算小，大概有十五平左右，装修和客厅一样，简约又精致。一张单人床，放在卧室的一侧，床头有一个小小的床头柜，上面放着一盏台灯。书桌放在窗边，采光很好，适合学习。
衣柜很大，足够放我的所有衣服。小阳台很小，但是很干净，站在阳台上，能看到楼下的街道。房间里很干净，没有一丝灰尘，床单和被套都是新的，看起来很舒服。
我心里很满意，这样的房间，这样的环境，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。我转头看向伊莎贝拉，语气带着一丝感激：“谢谢您，琼斯小姐，这个房间我很满意，真的太谢谢您了。”
“不用叫我琼斯小姐，叫我伊莎贝拉就好。”
伊莎贝拉摆了摆手，语气依旧很平静，“房租就按照帖子里写的，一个月四百英镑，水电网全包，不用你另外付钱。房租每个月月初交，直接转到我的银行卡里就可以，我之后会把银行卡号发给你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：“这么低？”
我以为，这样宽敞、这样好的房间，而且还是在伦敦市中心，房租肯定不会这么便宜，就算是合租，每个月也得五六百英镑，没想到竟然只要四百英镑，还包水电网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
伊莎贝拉看着我诧异的表情，嘴角微微扬了一下，露出了一个很浅的笑容，快得让人几乎捕捉不到。“有条件。”
她开口说道，语气依旧很平静，“我平时工作很忙，经常加班，晚上九点、十点才能回家，有时候甚至会更晚，没有时间做饭，也没有时间收拾厨房。
所以，我希望你能负责做晚饭，每天晚上，等我下班回来，能吃到热乎的饭菜。买菜的钱我全出，我会办一张银行卡，里面定期打钱，你负责买菜、做饭，剩下的钱，你自己留着就好，不用还给我。”
我几乎是立刻点头，语气很坚定：“没问题，伊莎贝拉，这完全没问题。我每天都会负责做晚饭，保证你下班回来，就能吃到热乎的、可口的中餐，买菜的钱，我会尽量节省，不会浪费，剩下的钱，我也会好好保管，不会乱花。”
能有这样的条件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做饭对我来说，根本不算什么难事。
伊莎贝拉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，看起来温和了许多。
她朝我伸出手，语气依旧很平静，却多了一丝真诚：“那就这么定了。你明天就可以搬过来，搬过来之前，记得把你的行李整理好，不要带太多没用的东西，公寓里没有太多存放空间。”
我连忙伸出手，握住了她的手。
她的手很软，很温热，而我的掌心，却全是汗，因为紧张，也因为激动。
那一刻，我还不知道，这个看似仓促的决定，这份看似简单的合租约定，会把我接下来四年的生活，彻底带向另一个方向.......
我看着伊莎贝拉伸出的手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满是汗的掌心，最后还是握了上去。“谢谢，”我说，“我明天下午搬过来。”
“好。”伊莎贝拉收回手，“对了，公寓有个规矩——十一点后保持安静。我有时候需要早起准备案件材料。”
“明白。”
搬进公寓的第一周，我们几乎没怎么说话。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做简单的早餐，她通常已经出门；晚上我会在六点开始准备晚餐，而她往往要到八、九点才回来。饭菜放在保温板上，她回来后自己热了吃。我们像两个恰好住在同一空间的陌生人。
转变发生在第二个周五晚上。
那天我做了红烧肉和蒜蓉西兰花，正准备自己先吃时，门锁转动的声音比平时早了两小时。伊莎贝拉拎着公文包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罕见的疲惫。
“今天这么早？”我有些意外。
“案子提前结束了。”她脱下外套挂好，看了一眼餐桌，“你在等我？”
“啊，不是，我刚做好。”我老实说，“你要现在吃吗？还是先休息？”
伊莎贝拉沉默了几秒，突然问：“你每天都准时做饭，即使我经常晚归？”
“约定好的事。”我边说边把饭菜摆上桌，“而且我自己也要吃。”
她走到餐桌旁坐下，第一次没有把饭菜端去自己房间。那顿饭我们没说几句话，但气氛不再像之前那样疏离。吃完后，她主动收拾了碗筷。
“味道很好。”她说，“比我预想的好。”
“谢谢。”我站在厨房门口，“明天你想吃什么？我可以去中国城买些特别的食材。”
她转过头看我，浅灰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。“你会做那些复杂的菜？”
“会一些。”我点头，“糖醋排骨、麻婆豆腐、水煮鱼之类的。”
“那就麻婆豆腐吧。”她说，“我听说过，但没吃过正宗的。”
从那天起，我们的相处模式开始改变。她不再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偶尔会在客厅看文件，而我在旁边看书。我们开始有简单的交谈，关于课程，关于工作，关于伦敦的天气。
一个月后的某个晚上，我正在修改论文，她敲了敲我敞开的房门。
“林，能帮我个忙吗？”
我抬头：“当然，什么事？”
她走进来，递给我一份文件。“我在准备一个涉及中国企业的案子，有些中文材料需要确认翻译是否准确。你能看看吗？”
那是一份商业合同，大约二十页。我花了两个小时仔细核对，标注出三处翻译不够精准的地方，并在旁边做了注释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把文件还给她时，她看着我的标注，眉头渐渐舒展。
“你很细心。”她说，“这些细节很重要。”
“应该的。”我笑了笑，“毕竟吃你的住你的，得发挥点作用。”
她没笑，但眼神柔和了些。“你德语也会，是吗？简历上写的。”
“B1水平，日常交流还行，专业文件可能费劲。”
“足够了。”她合上文件，“下周我有个德国客户的电话会议，如果你晚上有空，可能需要你帮忙听一下，确保没有理解偏差。”
“没问题。”
帮助她工作渐渐成了常态。我会在她准备跨国案件时帮忙查证文化差异，会在她需要时扮演“中国客户”模拟谈判场景，甚至在她加班到深夜时，泡一杯茶放在她手边。
第二年春天，一个周日的午后，我们第一次有了非功利性的长谈。那天伦敦难得放晴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满客厅。我坐在沙发上看机械工程的期刊，她坐在另一头整理案件笔记。
“你毕业后打算回国吗？”她突然问。
我放下期刊：“嗯，父母都在国内，而且国内机械行业发展很快。”
“没考虑过留在英国？”
“想过，但签证难，工作也不好找。”我实话实说，“更何况，我得赶紧赚钱还债。”
伊莎贝拉抬起头：“债务？”
“出国借的钱。”我说得轻描淡写，“不多，但得还。”
她沉默了片刻。“你很务实。”
“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”我笑了笑，“你呢？律所的工作喜欢吗？”
“喜欢挑战。”她转着手中的笔，“但有时候会觉得……永远在解决别人的问题。”
“那你想解决什么问题？”
她看向窗外，阳光在她的金发上跳跃。“我父亲是个法官，母亲是法学教授。从小他们就告诉我，法律是维护公正的工具。但真正工作后才发现，很多时候法律只是利益的博弈场。”
“但你还在坚持。”
“因为相信总有些案子值得坚持。”她转回头看我，“你呢？学机械是为了什么？”
我想了想：“小时候看《变形金刚》，觉得机器人很酷。后来发现，能让机器按照人的意志工作，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。”
她终于笑了，很淡，但真实。“很纯粹的理由。”
那次谈话后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又近了一些。我开始知道她不喜欢芹菜，讨厌下雨天但喜欢雨后的气味，紧张时会不自觉地转笔。她也知道我不吃香菜，恐高，做复杂计算时会咬笔头。
第三年冬天，我生了场重感冒。发烧到三十九度，整个人昏昏沉沉。那天是周四，伊莎贝拉有重要的客户会议，早上出门前只是匆匆说了句“记得吃药”。
下午四点，我被敲门声吵醒。挣扎着打开门，门口站着提着袋子的伊莎贝拉。
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我声音沙哑。
“会议取消了。”她走进来，把手放在我额头上，“你在发烧。”
“吃了药，没事。”
她没说话，转身进了厨房。一小时后，她端着一碗粥进来——是白粥，煮得恰到好处。
“我只会做这个。”她把粥放在床头柜上，“趁热吃。”
我坐起来，接过碗。粥的温度透过瓷碗传到掌心，很暖。
“谢谢。”我说。
她站在床边，犹豫了一下：“需要我请假照顾你吗？”
“不用，真没事。”我喝了一口粥，“你工作重要。”
她看了我几秒，点点头：“有事打电话。”
那晚她罕见地准时下班，还带回了退烧药和体温计。第二天我退烧了，起床时发现她在厨房，正对着手机研究什么。
“你在干嘛？”
她吓了一跳，转身时脸上有可疑的红晕。“想煮点有营养的，但……”她指着灶台上半生不熟的鸡蛋和烤焦的面包，“好像失败了。”
我忍不住笑了，接过她手中的锅铲。“我来吧。病人也需要活动活动。”
那是她第一次吃我做的早餐。简单的煎蛋、烤面包和牛奶，她吃得很认真。
“比我的好。”吃完后她说。
“因为你没经验。”我收拾着盘子，“做多了就会了。”
“也许吧。”她站起身，“今天我在家工作，有事叫我。”
第四年春天，我开始投简历。国内一家知名机械公司给了我offer，年薪不错，发展前景也好。我接受了，约定毕业后一个月入职。
告诉伊莎贝拉这个消息时，我们正在吃晚饭。那天我做了她最喜欢的糖醋排骨。
“我拿到offer了。”我把一块排骨夹到她碗里，“毕业后回国。”
她夹菜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动作：“恭喜。什么时候走？”
“六月底，答辩结束就走。”
“机票订了吗？”
“还没，下周订。”
她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那顿饭剩下的时间格外安静。
接下来的两个月，我们恢复了最初的相处模式——客气而疏离。她加班越来越晚，我则忙着准备毕业答辩和打包行李。偶尔在客厅相遇，也只是点头示意，然后各自回房。
直到回国前一晚。
我收拾好最后一件行李，拖着箱子走向门口。伦敦六月傍晚的风从窗缝钻进来，带着凉意。街道上红色巴士缓缓驶过，大本钟的钟声隐约可闻。
然后我听见她的脚步声，急促地追上来，温热的手握住我的手腕。
“先别走。”
我停下，没回头。
“你……真的打算走？”她的声音绷得很紧。
我试图让气氛轻松些：“怎么，舍不得我做的饭？”
“不是这个。”她打断我，深吸一口气，“我是问，你有没有想过留下来？留在伦敦，留在我身边。”
空气凝固了。窗外的声音仿佛全部消失。
我强作镇定：“干嘛？想让我留下来，给你当免费厨师？还是说，想养我啊？”
她愣住，随即眼睛亮起来：“也不是不行。如果你愿意留下来，我可以给你一份正式的工作，不用当厨师，也不用我养你。”
我的笑容僵在脸上。
她语速加快：“我最近刚晋升为律所的部门主管，手里有很多工作，需要一个靠谱的私人秘书。你英语很好，德语也会一点，做事又细心、又有条理，而且，我信你。我给你开月薪七万人民币，和国内你拿到的offer相比，只多不少。你考虑一下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发不出声音。
“林，”她松开我的手，声音低下来，“这四年，你不仅仅是室友。你是我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人。我知道这个请求很突然，但……我真的需要你。”
我终于转过身，面对她。她的眼睛在暮色中格外明亮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急切。
“伊莎贝拉，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“你是在以朋友的身份挽留我，还是在以雇主的身份雇佣我？”
她沉默了。钟声又响了一次，在安静的公寓里回荡。
“有区别吗？”最后她问。
“有。”我说，“如果是朋友，我会告诉你，我很珍惜这四年的情谊，但我的家人在等我，我的未来在国内。如果是雇主……我需要知道，你为什么选择我？仅仅因为我会做饭、会德语、做事细心？”
她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我，看向窗外逐渐亮起的伦敦夜景。
“三年前那个感冒的下午，”她缓缓开口，“我提前结束会议回家，不是因为会议取消，是因为你早上接电话时声音不对劲。我买了粥回去，煮得一塌糊涂，但你吃完了，还说谢谢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两年前你帮我准备那个中国企业的案子，连续三天熬夜查资料，眼睛都红了，但一句抱怨都没有。”她继续说，“去年我生日，你做了长寿面——虽然那根本不是英国传统，但你知道我那天因为一个败诉的案子很难过。”
她转过身，眼睛里有什么在闪烁：“林，这四年里，我习惯了每天早上闻到咖啡香，习惯了晚上回家有灯亮着，习惯了你坐在沙发上说‘今天辛苦了’。这些习惯，我不想改。”
我握紧了行李箱拉杆，金属的凉意透过掌心。
“伊莎贝拉，我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她打断我，“你有家人，有债务，有在国内规划好的未来。我的请求很自私。但人生不只有规划和责任，不是吗？”
她走到我面前，递给我一个信封：“这是正式的工作合同，薪资、福利、签证担保，所有条款都写清楚了。我不需要你现在回答。你回国，入职，体验一下你在国内规划的人生。如果三个月后，你觉得那份生活是你想要的，那就忘掉今晚的对话。如果……”她停顿，“如果你觉得少了什么，随时回来。这个职位，我给你留六个月。”
我接过信封，很厚。
“为什么是六个月？”
“因为我的耐心极限是六个月。”她勉强笑了笑，“再久，我就得习惯没有你的生活了。而我不想习惯。”
我看着手里的信封，又看向她。四年的画面在脑中闪过：第一次见面时她冷静的打量，第一次一起吃晚饭时她意外的评价，第一次帮她工作后她认真的感谢，生病时她笨拙煮粥的模样，还有无数个夜晚，我们在客厅各自忙碌，却莫名安心的时刻。
“机票是后天早上的。”我最终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她点头，“我送你去机场。”
“不用，太早了。”
“我要送。”她坚持。
我没再拒绝。
那晚我们都没睡。她在客厅整理文件，我在房间最后检查行李。凌晨三点，我走出房间，发现她还在沙发上，面前摊着文件，但眼睛看着窗外。
“还没睡？”我问。
“你不也没睡。”她没回头，“紧张？”
“有点。”我在沙发另一端坐下，“四年了，要回去了，反而有点不真实。”
“近乡情怯。”她说出一个中文成语，发音有些生硬，但准确。
我惊讶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个词？”
“查的。”她终于看向我，“为了理解你可能会有的心情。”
我们又沉默了。伦敦的夜晚很安静，远处偶尔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。
“伊莎贝拉，”我开口，“如果……如果我留下，我们之间会变成什么样？”
她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良久才回答：“我会是你的上司，你是我的秘书。我们会有明确的职业边界，但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但我知道，当我加班到深夜时，会有人提醒我吃饭；当我输掉案子时，会有人煮一碗奇怪的长寿面；当我迷茫时，会有人用纯粹的理想提醒我为什么选择法律。而这些，我无法从任何专业秘书那里得到。”
“这不公平。”我说，“对你，对我，都不公平。混淆工作和私人关系，最后可能会毁掉两者。”
“我知道风险。”她承认，“但林，这四年我们难道不是在混淆室友和朋友、房客和帮手的关系吗？可是它运作得很好，好到我不想结束。”
我无话可说。
天快亮时，我起身去厨房冲了两杯咖啡。递给她一杯时，我们的手指短暂相触。
“谢谢。”她说。
“不客气。”
飞机起飞时，伦敦在下雨。我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，手里紧紧攥着那份未打开的工作合同。口袋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伊莎贝拉的信息：“安全抵达后告诉我。合同不急，你有六个月。记得，是六个月。”
我闭上眼睛。脑海中响起昨晚最后的对话。
“如果我真的回来，”我曾问，“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相处吗？”
她的回答很简单：“不能。要么更好，要么更糟。但至少我们试过。”
飞机穿过云层，阳光突然洒进舷窗。我打开信封，抽出合同。条款很优厚，薪资确实比国内offer高，还有签证担保和住宿补贴——她甚至帮我找好了公寓。
翻到最后一页，在签名栏上方，有一行手写的小字，是她的笔迹：
“选择留下，不是选择我，是选择一种可能性——关于你人生另一种走向的可能性。而我，只是那个提供可能性的人。所以，不要有压力。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，这四年，谢谢你。”
我看着那行字，看了很久。然后小心地把合同放回信封，收进随身背包。
空姐开始分发餐食。我要了杯水，打开前座口袋里的航空杂志，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
邻座的英国老先生注意到我的坐立不安，友善地笑了笑：“第一次长时间离开英国？”
我想了想：“住了四年，算久吗？”
“足够让一个地方变成家了。”他说，“我年轻时常驻香港，三年。离开时以为自己会松一口气，结果在飞机上哭得像个孩子。”
“后来回去了吗？”
“回去了。”他点头，“又待了两年，才真正放下。”
“怎么知道自己该回去了？”
老先生想了想：“当我发现，我怀念的不是香港，是香港时期的自己。那个更勇敢、更开放、更愿意尝试新可能的自己。而那个自己，其实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。”
飞机开始下降广播响起。我看向窗外，熟悉的城市轮廓渐渐清晰。
回到家，父母做了丰盛的接风宴。亲戚朋友都来了，热闹非凡。大家都说我国外归来，前程似锦。我笑着应酬，心里却空了一块。
新工作很忙。机械公司规模大，项目多，我作为新人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。同事们很友好，上司也很器重我。一切都如我规划的那样顺利。
第一个月，我和伊莎贝拉每周通一次邮件。她简短汇报近况，我也简单说说新工作。我们都默契地不提那晚的对话。
第二个月，邮件变成两周一次。内容更简短，更像例行公事。
第三个月初，我参与的项目进入关键阶段，连续加班两周后，终于拿到阶段性成果。庆功宴上，上司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小林，好好干，明年给你升主管。”
大家都恭喜我，我笑着举杯，心里却想起另一句话：“我给你开月薪七万人民币，这个职位，我给你留六个月。”
那晚回家，我翻出那份合同。三个月了，纸张依然崭新。我逐字逐句读了一遍，然后在凌晨三点，给伊莎贝拉发了封邮件，只有一句话：“工作合同上的公寓地址，现在还能租吗？”
五分钟后，回复来了：“一直空着。钥匙在老地方。”
我盯着屏幕，突然笑了。然后开始查飞伦敦的机票。
母亲发现我在收拾行李时，愣住了：“才回来三个月，又要出差？”
“不是出差。”我把衣服塞进行李箱，“是回去。”
“回去？回英国？为什么？工作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我拉上行李箱拉链，转身面对母亲：“妈，你还记得我出国前，你说过什么吗？”
母亲皱眉：“我说了很多……”
“你说，出去看看，觉得哪里适合自己，就留在哪里。”我轻声说，“不是哪里赚钱多，哪里前途好，而是哪里适合自己。”
“英国适合你？”父亲从房间走出来，表情严肃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老实说，“但我知道，这三个月我一直在想伦敦。不是想那座城市，是想在那里生活的状态，想……某个人。”
父母对视一眼。母亲叹了口气：“是那个合租的英国姑娘？”
我点头。
“她知道你要回去吗？”
“知道。”我说，“她给了我六个月时间考虑。”
父亲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你二十六岁了，自己的事自己决定。但要想清楚，这次回去，可能就真的要在那边扎根了。”
“我想清楚了。”我说，“至少，我想去确认一些事。”
飞机再次降落在希思罗机场时，伦敦正在下雨。我拖着比三个月前更轻的行李箱，坐地铁回到尤斯顿路。站在123号公寓楼下，我抬头看向五楼。客厅的灯亮着。
上楼，在门口地毯下摸到钥匙——还是老地方。开门，熟悉的玄关，熟悉的客厅，一切如旧，只是空气中少了中式饭菜的味道。
伊莎贝拉从沙发上站起来。她穿着家居服，金发随意挽起，手里还拿着份文件。
“你……”她张了张嘴，没能说完。
“我回来了。”我把行李箱放在门口，“合同还生效吗？”
她放下文件，走到我面前，仔细看着我，像在确认这不是幻觉。“生效。”最终她说，“但你真的想好了？私人秘书，月薪七万，为我工作？”
“想好了。”我说，“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有个问题。”
“什么？”
我深吸一口气：“如果我留下，我们之间会变成什么样——这个问题，我想重新问一遍。不是上司和秘书，不是雇主和员工，就是伊莎贝拉和林，会变成什么样？”
她沉默了很久。雨敲打着窗户，伦敦的雨声总是这样，不急不缓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最后她诚实地说，“可能会吵架，因为工作分歧。可能会尴尬，因为身份模糊。可能会后悔，因为选择艰难。”她停顿，“但至少，我们不会在六十年后的某个下午，突然想起2026年的这个夏天，然后问自己：如果当时选择不同，人生会怎样？”
我笑了：“这是律师的理性分析？”
“不。”她也笑了，很浅，但真实，“这是一个三十岁女人的自私——我不想错过可能的美好，即使它伴随着风险。”
“那，”我从口袋里掏出笔，“合同我签了。什么时候上班？”
“明天。”她说，“但今晚，你能做顿饭吗？三个月没吃中餐，我瘦了两磅。”
“冰箱有菜吗？”
“有，按你以前的习惯买的。”
我走向厨房，打开冰箱。果然，番茄、鸡蛋、排骨、豆腐……都是我以前常买的食材。我拿出几样，开始准备。
她在厨房门口看着：“需要帮忙吗？”
“不用，坐着等吃就好。”我系上围裙——还是原来那条，洗得很干净。
炒菜的声音响起，油烟机的轰鸣，锅铲的碰撞，这些声音填满了安静了三个月的厨房。饭菜上桌时，她已经在餐桌旁坐好。
“糖醋排骨，麻婆豆腐，番茄炒蛋。”我把菜摆好，“欢迎回来宴。”
“是你回来了。”她纠正。
“我们都回来了。”我说。
吃饭时，我们聊了很多。她告诉我律所的新案子，我讲述国内工作的趣事。就像过去的四年一样，自然，熟悉，仿佛从未分开。
吃完饭，她主动收拾碗筷。我站在客厅，看着窗外伦敦的夜景。雨停了，霓虹灯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投下斑斓光影。
“林。”她在厨房叫我。
“嗯？”
“欢迎回来。”
我没回头，但笑了：“嗯，我回来了。”
窗玻璃上倒映着客厅的灯光，和两个忙碌的身影。未来会怎样？我不知道。
但至少在这一刻，在这个下过雨的伦敦夜晚，在一间亮着灯的公寓里，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，选择给彼此一个可能——关于工作，关于生活，关于那些尚未命名但值得期待的关系。
而六个月免息配资平台，足够让很多故事开始，或者，让一些故事真正延续下去。
迎客松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