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在英国留学的四年免息配资平台,我和一个英国女孩合租了整整四年。
从刚到伦敦时的手足无措,到后来的默契十足,我们陪着彼此走过了最难忘的一段青春。
直到毕业回国前一晚,收拾好所有行李的我,正准备最后检查一遍房间,她突然从客厅走过来,挡住我的去路,语气很认真:“要不要留下来当我秘书?”
我叫林默,四年前,我独自一人来到英国伦敦,攻读机械工程硕士学位。那时候的我,刚走出国门,对伦敦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又好奇,同时,也充满了不安和忐忑。
我从小生活在国内的一座小城,父母都是普通的上班族,家庭条件不算富裕,为了供我出国留学,他们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,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笔钱。
所以,从踏上伦敦土地的那一刻起,我就告诉自己,一定要好好学习,不能辜负父母的期望,毕业之后,一定要找一份好工作,尽快还清家里的债务,让父母过上好日子。
刚到伦敦落脚的时候,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——租房。伦敦的生活成本高得离谱,尤其是市中心的房价,更是让我望而却步。学校的学生宿舍名额非常紧张,排队至少要半年起步,而且宿舍的条件不算好,空间狭小,价格也不便宜,每个月的租金差不多要五百英镑,这对当时的我来说,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外面的单人公寓更夸张,稍微靠近学校一点、条件好一点的,月租一开口就是一千英镑往上,换算成人民币,差不多一万块钱,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。
我的奖学金每个月只有八百英镑,勉强够覆盖学费和最基本的伙食开销,想租一个像样的房子,根本是痴心妄想。
那段时间,我每天都在网上刷租房信息,从天亮刷到天黑,看得眼睛都发酸,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房子。
我甚至开始考虑那种偏远地区、条件简陋的地下室,一个月三百英镑,常年见不到阳光,阴暗又潮湿,而且距离学校很远,每天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去上学。可即便是这样的房子,也有很多人抢着租,我排了好几天队,也没能租到。
走投无路之下,我只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去学校的公告栏看看,希望能找到一些招室友的帖子。公告栏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广告,有二手物品转让的,有兼职招聘的,也有招室友的。我一张一张地看过去,心里越来越失望,要么是租金太高,要么是要求太多,要么就是已经招到人了。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,一张不起眼的招室友帖子,吸引了我的注意。
帖子是用英文写的,字迹很工整,内容很简单:“合租找室友,女生优先,会做饭优先,房租四百英镑,水电网全包,地址在伦敦市中心,靠近国王十字车站,有意者请发邮件联系,邮箱地址:isabella@163.com。”下面没有留电话,只留了一个邮箱地址。
我站在那张帖子前,看了很久,尤其是“会做饭优先”“房租四百英镑”“水电网全包”这几个字,反复在我眼前浮现,像是黑暗中的一束光,给了我一丝希望。
我从小就跟着奶奶生活,奶奶很会做饭,我十二岁的时候,就已经能独自下锅炒菜了,家常菜、硬菜,我都能做得有模有样,味道也很不错。虽然帖子里写了“女生优先”,但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房间,也很珍惜这个机会,而且我会做饭,这应该是我的一个优势。
我没有犹豫,立刻拿出手机,记下了那个邮箱地址,然后回到了临时住的青年旅社。青年旅社的房间很小,住了六个人,环境很嘈杂,根本没法安静下来。我找了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,打开手机,小心翼翼地写着邮件。
邮件里,我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:林默,中国留学生,来伦敦攻读机械工程硕士,会做中式饭菜,性格开朗、细心、爱干净,能够按时交房租,希望能有机会合租。我还特意强调了自己很会做饭,每天都可以负责做晚饭,希望能弥补自己是男生的不足。
邮件发送成功之后,我心里一直很忐忑,坐立不安,生怕对方不会回复我,生怕自己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。我在青年旅社里待了一整天,每隔十分钟,就会打开手机,查看邮箱有没有新的消息,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。那天晚上,我翻来覆去,怎么也睡不着,脑子里全是那个招室友的帖子,全是自己写的邮件,心里既期待又不安。
没想到,第二天一早,我就收到了对方的回复。邮件很短,只有一句话,用的是简洁的英式英语:“明天下午三点,来看房。地址:伦敦市中心,尤斯顿路123号,3栋502室。伊莎贝拉。”
看到邮件的那一刻,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,所有的不安和忐忑,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了。我立刻回复了邮件,告诉伊莎贝拉,我明天一定会准时过去看房,谢谢她给我这个机会。
第二天下午,我提前半小时就出发了。我特意换上了自己最干净、最整洁的衣服,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,不想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尤斯顿路位于伦敦市中心,交通很便利,靠近国王十字车站,周围有很多商店、餐厅和咖啡馆,环境很好。我按照邮件里的地址,找到了那栋公寓楼,公寓楼看起来很新,安保也很好,门口有保安值守。
我按下了502室的门铃,门铃响了两声,门就被打开了。开门的是一个英国女孩,年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,身材高挑,金色的长发披在肩上,皮肤很白,五官精致,尤其是那双浅灰色的眼睛,清澈又明亮,看起来很漂亮,气质很优雅,又带着一丝冷静和干练。
后来我才知道,她叫伊莎贝拉·琼斯,二十三岁,比我年长一岁,当时正在伦敦一家颇有名气的律师事务所实习,专业能力很强,性格也很独立。
见到她的那一刻,我有点愣住了,一时之间,竟然忘了说话,只是傻傻地站在门口。我没想到,招室友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漂亮、干练的英国女孩。
伊莎贝拉看着我,眉头微微挑了一下,率先开口,用流利的英式英语问道:“你就是邮件里说,会做中餐的那位中国留学生?”她的语气很平静,没有一丝热情,也没有一丝冷漠,听起来很专业,像是在处理工作上的事情。
我反应过来,连忙点了点头,语气有些局促,也有些紧张:“是的,您好,我叫林默,很高兴见到您。我确实会做中餐,家常菜、硬菜都能做,味道应该还不错。”
伊莎贝拉上下扫了我一眼,目光很平淡,没有过多的停留,然后又开口问道:“男生?”
“嗯……”我更加局促了,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,连忙解释道,“我知道您的帖子里写了女生优先,但是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房间,我现在还在临时住青年旅社,环境很不好,没法安心学习。而且我可以保证,我很爱干净,不会把房间弄脏,也不会打扰您的生活,我每天都会负责做晚饭,您下班回来,就能吃到热乎的饭菜,不用自己动手。”我一口气说了很多,生怕她会直接拒绝我。
伊莎贝拉没有说话,只是静静地看着我,看了大概十几秒,然后侧身,把门完全推开,语气依旧很平静:“先进来吧,看看房间。”
我心里一喜,连忙说了一声“谢谢”,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公寓。一走进公寓,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艳到了。公寓出乎意料地宽敞,面积至少有一百一十平,装修很简约、很精致,以白色和灰色为主色调,看起来很干净、很舒服。
客厅的采光很好,一面巨大的落地窗,把外面的阳光全部引进来,照亮了整个客厅。落地窗外,是连成一片的伦敦街景,能看到远处的高楼大厦,还有偶尔驶过的红色双层巴士,景色很美。
客厅里摆放着一张灰色的布艺沙发,一个白色的茶几,茶几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个玻璃杯,还有一盆绿色的盆栽,给简约的客厅增添了一丝生机。沙发旁边,是一个白色的书架,书架上摆满了书,大多是法律相关的书籍,还有一些英国文学名著。客厅的一侧,是开放式厨房,厨房很干净、很整洁,各种厨具一应俱全。
伊莎贝拉走到客厅中央,简单指了指公寓的布局,语气平淡地介绍道:“公寓有两个卧室,一个卫生间,厨房和客厅是共用的。你的房间在这边,我已经收拾好了,里面有一张床、一个书桌、一个衣柜,还有一个小阳台,足够你使用了。”她一边说,一边带我走向其中一个卧室。
我跟着她走进卧室,卧室的面积不算小,大概有十五平左右,装修和客厅一样,简约又精致。一张单人床,放在卧室的一侧,床头有一个小小的床头柜,上面放着一盏台灯。书桌放在窗边,采光很好,适合学习。
衣柜很大,足够放我的所有衣服。小阳台很小,但是很干净,站在阳台上,能看到楼下的街道。房间里很干净,没有一丝灰尘,床单和被套都是新的,看起来很舒服。
我心里很满意,这样的房间,这样的环境,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。我转头看向伊莎贝拉,语气带着一丝感激:“谢谢您,琼斯小姐,这个房间我很满意,真的太谢谢您了。”
“不用叫我琼斯小姐,叫我伊莎贝拉就好。”
伊莎贝拉摆了摆手,语气依旧很平静,“房租就按照帖子里写的,一个月四百英镑,水电网全包,不用你另外付钱。房租每个月月初交,直接转到我的银行卡里就可以,我之后会把银行卡号发给你。”
我愣了一下,一时没反应过来:“这么低?”
我以为,这样宽敞、这样好的房间,而且还是在伦敦市中心,房租肯定不会这么便宜,就算是合租,每个月也得五六百英镑,没想到竟然只要四百英镑,还包水电网,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
伊莎贝拉看着我诧异的表情,嘴角微微扬了一下,露出了一个很浅的笑容,快得让人几乎捕捉不到。“有条件。”
她开口说道,语气依旧很平静,“我平时工作很忙,经常加班,晚上九点、十点才能回家,有时候甚至会更晚,没有时间做饭,也没有时间收拾厨房。
所以,我希望你能负责做晚饭,每天晚上,等我下班回来,能吃到热乎的饭菜。买菜的钱我全出,我会办一张银行卡,里面定期打钱,你负责买菜、做饭,剩下的钱,你自己留着就好,不用还给我。”
我几乎是立刻点头,语气很坚定:“没问题,伊莎贝拉,这完全没问题。我每天都会负责做晚饭,保证你下班回来,就能吃到热乎的、可口的中餐,买菜的钱,我会尽量节省,不会浪费,剩下的钱,我也会好好保管,不会乱花。”
能有这样的条件,我已经很满足了,做饭对我来说,根本不算什么难事。
伊莎贝拉点了点头,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,看起来温和了许多。
她朝我伸出手,语气依旧很平静,却多了一丝真诚:“那就这么定了。你明天就可以搬过来,搬过来之前,记得把你的行李整理好,不要带太多没用的东西,公寓里没有太多存放空间。”
我连忙伸出手,握住了她的手。
她的手很软,很温热,而我的掌心,却全是汗,因为紧张,也因为激动。
那一刻,我还不知道,这个看似仓促的决定,这份看似简单的合租约定,会把我接下来四年的生活,彻底带向另一个方向.......
我看着伊莎贝拉伸出的手,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满是汗的掌心,最后还是握了上去。“谢谢,”我说,“我明天下午搬过来。”
“好。”伊莎贝拉收回手,“对了,公寓有个规矩——十一点后保持安静。我有时候需要早起准备案件材料。”
“明白。”
搬进公寓的第一周,我们几乎没怎么说话。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做简单的早餐,她通常已经出门;晚上我会在六点开始准备晚餐,而她往往要到八、九点才回来。饭菜放在保温板上,她回来后自己热了吃。我们像两个恰好住在同一空间的陌生人。
转变发生在第二个周五晚上。
那天我做了红烧肉和蒜蓉西兰花,正准备自己先吃时,门锁转动的声音比平时早了两小时。伊莎贝拉拎着公文包站在门口,脸上带着罕见的疲惫。
“今天这么早?”我有些意外。
“案子提前结束了。”她脱下外套挂好,看了一眼餐桌,“你在等我?”
“啊,不是,我刚做好。”我老实说,“你要现在吃吗?还是先休息?”
伊莎贝拉沉默了几秒,突然问:“你每天都准时做饭,即使我经常晚归?”
“约定好的事。”我边说边把饭菜摆上桌,“而且我自己也要吃。”
她走到餐桌旁坐下,第一次没有把饭菜端去自己房间。那顿饭我们没说几句话,但气氛不再像之前那样疏离。吃完后,她主动收拾了碗筷。
“味道很好。”她说,“比我预想的好。”
“谢谢。”我站在厨房门口,“明天你想吃什么?我可以去中国城买些特别的食材。”
她转过头看我,浅灰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。“你会做那些复杂的菜?”
“会一些。”我点头,“糖醋排骨、麻婆豆腐、水煮鱼之类的。”
“那就麻婆豆腐吧。”她说,“我听说过,但没吃过正宗的。”
从那天起,我们的相处模式开始改变。她不再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偶尔会在客厅看文件,而我在旁边看书。我们开始有简单的交谈,关于课程,关于工作,关于伦敦的天气。
一个月后的某个晚上,我正在修改论文,她敲了敲我敞开的房门。
“林,能帮我个忙吗?”
我抬头:“当然,什么事?”
她走进来,递给我一份文件。“我在准备一个涉及中国企业的案子,有些中文材料需要确认翻译是否准确。你能看看吗?”
那是一份商业合同,大约二十页。我花了两个小时仔细核对,标注出三处翻译不够精准的地方,并在旁边做了注释。第二天早上,我把文件还给她时,她看着我的标注,眉头渐渐舒展。
“你很细心。”她说,“这些细节很重要。”
“应该的。”我笑了笑,“毕竟吃你的住你的,得发挥点作用。”
她没笑,但眼神柔和了些。“你德语也会,是吗?简历上写的。”
“B1水平,日常交流还行,专业文件可能费劲。”
“足够了。”她合上文件,“下周我有个德国客户的电话会议,如果你晚上有空,可能需要你帮忙听一下,确保没有理解偏差。”
“没问题。”
帮助她工作渐渐成了常态。我会在她准备跨国案件时帮忙查证文化差异,会在她需要时扮演“中国客户”模拟谈判场景,甚至在她加班到深夜时,泡一杯茶放在她手边。
第二年春天,一个周日的午后,我们第一次有了非功利性的长谈。那天伦敦难得放晴,阳光透过落地窗洒满客厅。我坐在沙发上看机械工程的期刊,她坐在另一头整理案件笔记。
“你毕业后打算回国吗?”她突然问。
我放下期刊:“嗯,父母都在国内,而且国内机械行业发展很快。”
“没考虑过留在英国?”
“想过,但签证难,工作也不好找。”我实话实说,“更何况,我得赶紧赚钱还债。”
伊莎贝拉抬起头:“债务?”
“出国借的钱。”我说得轻描淡写,“不多,但得还。”
她沉默了片刻。“你很务实。”
“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”我笑了笑,“你呢?律所的工作喜欢吗?”
“喜欢挑战。”她转着手中的笔,“但有时候会觉得……永远在解决别人的问题。”
“那你想解决什么问题?”
她看向窗外,阳光在她的金发上跳跃。“我父亲是个法官,母亲是法学教授。从小他们就告诉我,法律是维护公正的工具。但真正工作后才发现,很多时候法律只是利益的博弈场。”
“但你还在坚持。”
“因为相信总有些案子值得坚持。”她转回头看我,“你呢?学机械是为了什么?”
我想了想:“小时候看《变形金刚》,觉得机器人很酷。后来发现,能让机器按照人的意志工作,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。”
她终于笑了,很淡,但真实。“很纯粹的理由。”
那次谈话后,我们之间的距离又近了一些。我开始知道她不喜欢芹菜,讨厌下雨天但喜欢雨后的气味,紧张时会不自觉地转笔。她也知道我不吃香菜,恐高,做复杂计算时会咬笔头。
第三年冬天,我生了场重感冒。发烧到三十九度,整个人昏昏沉沉。那天是周四,伊莎贝拉有重要的客户会议,早上出门前只是匆匆说了句“记得吃药”。
下午四点,我被敲门声吵醒。挣扎着打开门,门口站着提着袋子的伊莎贝拉。
“你怎么回来了?”我声音沙哑。
“会议取消了。”她走进来,把手放在我额头上,“你在发烧。”
“吃了药,没事。”
她没说话,转身进了厨房。一小时后,她端着一碗粥进来——是白粥,煮得恰到好处。
“我只会做这个。”她把粥放在床头柜上,“趁热吃。”
我坐起来,接过碗。粥的温度透过瓷碗传到掌心,很暖。
“谢谢。”我说。
她站在床边,犹豫了一下:“需要我请假照顾你吗?”
“不用,真没事。”我喝了一口粥,“你工作重要。”
她看了我几秒,点点头:“有事打电话。”
那晚她罕见地准时下班,还带回了退烧药和体温计。第二天我退烧了,起床时发现她在厨房,正对着手机研究什么。
“你在干嘛?”
她吓了一跳,转身时脸上有可疑的红晕。“想煮点有营养的,但……”她指着灶台上半生不熟的鸡蛋和烤焦的面包,“好像失败了。”
我忍不住笑了,接过她手中的锅铲。“我来吧。病人也需要活动活动。”
那是她第一次吃我做的早餐。简单的煎蛋、烤面包和牛奶,她吃得很认真。
“比我的好。”吃完后她说。
“因为你没经验。”我收拾着盘子,“做多了就会了。”
“也许吧。”她站起身,“今天我在家工作,有事叫我。”
第四年春天,我开始投简历。国内一家知名机械公司给了我offer,年薪不错,发展前景也好。我接受了,约定毕业后一个月入职。
告诉伊莎贝拉这个消息时,我们正在吃晚饭。那天我做了她最喜欢的糖醋排骨。
“我拿到offer了。”我把一块排骨夹到她碗里,“毕业后回国。”
她夹菜的手停了一下,然后继续动作:“恭喜。什么时候走?”
“六月底,答辩结束就走。”
“机票订了吗?”
“还没,下周订。”
她点点头,没再说话。那顿饭剩下的时间格外安静。
接下来的两个月,我们恢复了最初的相处模式——客气而疏离。她加班越来越晚,我则忙着准备毕业答辩和打包行李。偶尔在客厅相遇,也只是点头示意,然后各自回房。
直到回国前一晚。
我收拾好最后一件行李,拖着箱子走向门口。伦敦六月傍晚的风从窗缝钻进来,带着凉意。街道上红色巴士缓缓驶过,大本钟的钟声隐约可闻。
然后我听见她的脚步声,急促地追上来,温热的手握住我的手腕。
“先别走。”
我停下,没回头。
“你……真的打算走?”她的声音绷得很紧。
我试图让气氛轻松些:“怎么,舍不得我做的饭?”
“不是这个。”她打断我,深吸一口气,“我是问,你有没有想过留下来?留在伦敦,留在我身边。”
空气凝固了。窗外的声音仿佛全部消失。
我强作镇定:“干嘛?想让我留下来,给你当免费厨师?还是说,想养我啊?”
她愣住,随即眼睛亮起来:“也不是不行。如果你愿意留下来,我可以给你一份正式的工作,不用当厨师,也不用我养你。”
我的笑容僵在脸上。
她语速加快:“我最近刚晋升为律所的部门主管,手里有很多工作,需要一个靠谱的私人秘书。你英语很好,德语也会一点,做事又细心、又有条理,而且,我信你。我给你开月薪七万人民币,和国内你拿到的offer相比,只多不少。你考虑一下?”
我张了张嘴,发不出声音。
“林,”她松开我的手,声音低下来,“这四年,你不仅仅是室友。你是我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人。我知道这个请求很突然,但……我真的需要你。”
我终于转过身,面对她。她的眼睛在暮色中格外明亮,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急切。
“伊莎贝拉,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,“你是在以朋友的身份挽留我,还是在以雇主的身份雇佣我?”
她沉默了。钟声又响了一次,在安静的公寓里回荡。
“有区别吗?”最后她问。
“有。”我说,“如果是朋友,我会告诉你,我很珍惜这四年的情谊,但我的家人在等我,我的未来在国内。如果是雇主……我需要知道,你为什么选择我?仅仅因为我会做饭、会德语、做事细心?”
她走到窗边,背对着我,看向窗外逐渐亮起的伦敦夜景。
“三年前那个感冒的下午,”她缓缓开口,“我提前结束会议回家,不是因为会议取消,是因为你早上接电话时声音不对劲。我买了粥回去,煮得一塌糊涂,但你吃完了,还说谢谢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两年前你帮我准备那个中国企业的案子,连续三天熬夜查资料,眼睛都红了,但一句抱怨都没有。”她继续说,“去年我生日,你做了长寿面——虽然那根本不是英国传统,但你知道我那天因为一个败诉的案子很难过。”
她转过身,眼睛里有什么在闪烁:“林,这四年里,我习惯了每天早上闻到咖啡香,习惯了晚上回家有灯亮着,习惯了你坐在沙发上说‘今天辛苦了’。这些习惯,我不想改。”
我握紧了行李箱拉杆,金属的凉意透过掌心。
“伊莎贝拉,我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她打断我,“你有家人,有债务,有在国内规划好的未来。我的请求很自私。但人生不只有规划和责任,不是吗?”
她走到我面前,递给我一个信封:“这是正式的工作合同,薪资、福利、签证担保,所有条款都写清楚了。我不需要你现在回答。你回国,入职,体验一下你在国内规划的人生。如果三个月后,你觉得那份生活是你想要的,那就忘掉今晚的对话。如果……”她停顿,“如果你觉得少了什么,随时回来。这个职位,我给你留六个月。”
我接过信封,很厚。
“为什么是六个月?”
“因为我的耐心极限是六个月。”她勉强笑了笑,“再久,我就得习惯没有你的生活了。而我不想习惯。”
我看着手里的信封,又看向她。四年的画面在脑中闪过:第一次见面时她冷静的打量,第一次一起吃晚饭时她意外的评价,第一次帮她工作后她认真的感谢,生病时她笨拙煮粥的模样,还有无数个夜晚,我们在客厅各自忙碌,却莫名安心的时刻。
“机票是后天早上的。”我最终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她点头,“我送你去机场。”
“不用,太早了。”
“我要送。”她坚持。
我没再拒绝。
那晚我们都没睡。她在客厅整理文件,我在房间最后检查行李。凌晨三点,我走出房间,发现她还在沙发上,面前摊着文件,但眼睛看着窗外。
“还没睡?”我问。
“你不也没睡。”她没回头,“紧张?”
“有点。”我在沙发另一端坐下,“四年了,要回去了,反而有点不真实。”
“近乡情怯。”她说出一个中文成语,发音有些生硬,但准确。
我惊讶:“你怎么知道这个词?”
“查的。”她终于看向我,“为了理解你可能会有的心情。”
我们又沉默了。伦敦的夜晚很安静,远处偶尔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。
“伊莎贝拉,”我开口,“如果……如果我留下,我们之间会变成什么样?”
她认真思考这个问题,良久才回答:“我会是你的上司,你是我的秘书。我们会有明确的职业边界,但……”她顿了顿,“但我知道,当我加班到深夜时,会有人提醒我吃饭;当我输掉案子时,会有人煮一碗奇怪的长寿面;当我迷茫时,会有人用纯粹的理想提醒我为什么选择法律。而这些,我无法从任何专业秘书那里得到。”
“这不公平。”我说,“对你,对我,都不公平。混淆工作和私人关系,最后可能会毁掉两者。”
“我知道风险。”她承认,“但林,这四年我们难道不是在混淆室友和朋友、房客和帮手的关系吗?可是它运作得很好,好到我不想结束。”
我无话可说。
天快亮时,我起身去厨房冲了两杯咖啡。递给她一杯时,我们的手指短暂相触。
“谢谢。”她说。
“不客气。”
飞机起飞时,伦敦在下雨。我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,手里紧紧攥着那份未打开的工作合同。口袋里手机震动了一下,是伊莎贝拉的信息:“安全抵达后告诉我。合同不急,你有六个月。记得,是六个月。”
我闭上眼睛。脑海中响起昨晚最后的对话。
“如果我真的回来,”我曾问,“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相处吗?”
她的回答很简单:“不能。要么更好,要么更糟。但至少我们试过。”
飞机穿过云层,阳光突然洒进舷窗。我打开信封,抽出合同。条款很优厚,薪资确实比国内offer高,还有签证担保和住宿补贴——她甚至帮我找好了公寓。
翻到最后一页,在签名栏上方,有一行手写的小字,是她的笔迹:
“选择留下,不是选择我,是选择一种可能性——关于你人生另一种走向的可能性。而我,只是那个提供可能性的人。所以,不要有压力。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,这四年,谢谢你。”
我看着那行字,看了很久。然后小心地把合同放回信封,收进随身背包。
空姐开始分发餐食。我要了杯水,打开前座口袋里的航空杂志,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
邻座的英国老先生注意到我的坐立不安,友善地笑了笑:“第一次长时间离开英国?”
我想了想:“住了四年,算久吗?”
“足够让一个地方变成家了。”他说,“我年轻时常驻香港,三年。离开时以为自己会松一口气,结果在飞机上哭得像个孩子。”
“后来回去了吗?”
“回去了。”他点头,“又待了两年,才真正放下。”
“怎么知道自己该回去了?”
老先生想了想:“当我发现,我怀念的不是香港,是香港时期的自己。那个更勇敢、更开放、更愿意尝试新可能的自己。而那个自己,其实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。”
飞机开始下降广播响起。我看向窗外,熟悉的城市轮廓渐渐清晰。
回到家,父母做了丰盛的接风宴。亲戚朋友都来了,热闹非凡。大家都说我国外归来,前程似锦。我笑着应酬,心里却空了一块。
新工作很忙。机械公司规模大,项目多,我作为新人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。同事们很友好,上司也很器重我。一切都如我规划的那样顺利。
第一个月,我和伊莎贝拉每周通一次邮件。她简短汇报近况,我也简单说说新工作。我们都默契地不提那晚的对话。
第二个月,邮件变成两周一次。内容更简短,更像例行公事。
第三个月初,我参与的项目进入关键阶段,连续加班两周后,终于拿到阶段性成果。庆功宴上,上司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小林,好好干,明年给你升主管。”
大家都恭喜我,我笑着举杯,心里却想起另一句话:“我给你开月薪七万人民币,这个职位,我给你留六个月。”
那晚回家,我翻出那份合同。三个月了,纸张依然崭新。我逐字逐句读了一遍,然后在凌晨三点,给伊莎贝拉发了封邮件,只有一句话:“工作合同上的公寓地址,现在还能租吗?”
五分钟后,回复来了:“一直空着。钥匙在老地方。”
我盯着屏幕,突然笑了。然后开始查飞伦敦的机票。
母亲发现我在收拾行李时,愣住了:“才回来三个月,又要出差?”
“不是出差。”我把衣服塞进行李箱,“是回去。”
“回去?回英国?为什么?工作不是好好的吗?”
我拉上行李箱拉链,转身面对母亲:“妈,你还记得我出国前,你说过什么吗?”
母亲皱眉:“我说了很多……”
“你说,出去看看,觉得哪里适合自己,就留在哪里。”我轻声说,“不是哪里赚钱多,哪里前途好,而是哪里适合自己。”
“英国适合你?”父亲从房间走出来,表情严肃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老实说,“但我知道,这三个月我一直在想伦敦。不是想那座城市,是想在那里生活的状态,想……某个人。”
父母对视一眼。母亲叹了口气:“是那个合租的英国姑娘?”
我点头。
“她知道你要回去吗?”
“知道。”我说,“她给了我六个月时间考虑。”
父亲沉默了很久,最后说:“你二十六岁了,自己的事自己决定。但要想清楚,这次回去,可能就真的要在那边扎根了。”
“我想清楚了。”我说,“至少,我想去确认一些事。”
飞机再次降落在希思罗机场时,伦敦正在下雨。我拖着比三个月前更轻的行李箱,坐地铁回到尤斯顿路。站在123号公寓楼下,我抬头看向五楼。客厅的灯亮着。
上楼,在门口地毯下摸到钥匙——还是老地方。开门,熟悉的玄关,熟悉的客厅,一切如旧,只是空气中少了中式饭菜的味道。
伊莎贝拉从沙发上站起来。她穿着家居服,金发随意挽起,手里还拿着份文件。
“你……”她张了张嘴,没能说完。
“我回来了。”我把行李箱放在门口,“合同还生效吗?”
她放下文件,走到我面前,仔细看着我,像在确认这不是幻觉。“生效。”最终她说,“但你真的想好了?私人秘书,月薪七万,为我工作?”
“想好了。”我说,“不过在那之前,我有个问题。”
“什么?”
我深吸一口气:“如果我留下,我们之间会变成什么样——这个问题,我想重新问一遍。不是上司和秘书,不是雇主和员工,就是伊莎贝拉和林,会变成什么样?”
她沉默了很久。雨敲打着窗户,伦敦的雨声总是这样,不急不缓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最后她诚实地说,“可能会吵架,因为工作分歧。可能会尴尬,因为身份模糊。可能会后悔,因为选择艰难。”她停顿,“但至少,我们不会在六十年后的某个下午,突然想起2026年的这个夏天,然后问自己:如果当时选择不同,人生会怎样?”
我笑了:“这是律师的理性分析?”
“不。”她也笑了,很浅,但真实,“这是一个三十岁女人的自私——我不想错过可能的美好,即使它伴随着风险。”
“那,”我从口袋里掏出笔,“合同我签了。什么时候上班?”
“明天。”她说,“但今晚,你能做顿饭吗?三个月没吃中餐,我瘦了两磅。”
“冰箱有菜吗?”
“有,按你以前的习惯买的。”
我走向厨房,打开冰箱。果然,番茄、鸡蛋、排骨、豆腐……都是我以前常买的食材。我拿出几样,开始准备。
她在厨房门口看着:“需要帮忙吗?”
“不用,坐着等吃就好。”我系上围裙——还是原来那条,洗得很干净。
炒菜的声音响起,油烟机的轰鸣,锅铲的碰撞,这些声音填满了安静了三个月的厨房。饭菜上桌时,她已经在餐桌旁坐好。
“糖醋排骨,麻婆豆腐,番茄炒蛋。”我把菜摆好,“欢迎回来宴。”
“是你回来了。”她纠正。
“我们都回来了。”我说。
吃饭时,我们聊了很多。她告诉我律所的新案子,我讲述国内工作的趣事。就像过去的四年一样,自然,熟悉,仿佛从未分开。
吃完饭,她主动收拾碗筷。我站在客厅,看着窗外伦敦的夜景。雨停了,霓虹灯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投下斑斓光影。
“林。”她在厨房叫我。
“嗯?”
“欢迎回来。”
我没回头,但笑了:“嗯,我回来了。”
窗玻璃上倒映着客厅的灯光,和两个忙碌的身影。未来会怎样?我不知道。
但至少在这一刻,在这个下过雨的伦敦夜晚,在一间亮着灯的公寓里,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,选择给彼此一个可能——关于工作,关于生活,关于那些尚未命名但值得期待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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